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讨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规范基础，对于现实中已然出现的无补偿的财产权限制的制度，也应当以这些条款作为合宪性分析的规范依据。
为了保障和规范司法信息的发布，2010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而哪些是违反法律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若干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来，因为相应法律责任包括违反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法律的责任，法律责任的追究都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即使是最终被起诉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法院也应当遵守不告不理、中立裁判的原则，更不可能是涉及到媒体报道评论中的法院直接处罚媒体。
另外，对当事人提出不公开审判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当事人意见，考虑其他因素，说明最高法院认识到了公开审判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事，而是事关司法权威和整个社会利益的重要法治制度。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六项司法公开是中国司法机关的创举，这使司法公开的内容更加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这在全世界都具有开创性和标本意义，值得我国立法机关关注，也值得国际人权机构肯定和推广。在司法公开的实施保障方面，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并向全国法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决定2010年10月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一、中国司法公开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的司法公开的历程，正好与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进程契合也要依法确保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禁知的范围。
自主媒体出现的根本特点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一体化，即人大传播省略了作为媒介的媒体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期待的言论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形式平等，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其主要表现就是，法院数字化后形成的网络材料大部分仅仅出现在法院的内网，对于法院所形成的司法记录，并不通过网络对外公开。注释:[1]Cfr. R. Scognamiglio,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ristampa seconda edizione,Napoli, 2008，pp.31-32.[2]参见（德）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册），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162。
事实上，萨维尼之后的不少学者也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从一个先验的戒律出发并认为，理性并非启蒙思想家所教导的，每一个人都可认识理性并能符合理性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合法性和内容均存在于个体本身。首先，在凯尔森的学说那里，法律行为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因为个人依照上位法的立法授权而行为。甚至对典型合同来说也是如此，如我国合同法分则多规定各典型合同的定义（有助于将实践中的合同纳入当属合同类型）以及各种任意性规范。
[68]黄茂荣，见前注[5]，页228。[40]G．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56.[41]Cfr. M. G. Losano, Dottrina pura del diritto，voce 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vol VII, Torino, 1991，p.218.[42]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150-151。
例如，在意大利，凯尔森的理论风行一时，其著述几乎都有意大利语译本。而这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个别规范。另一方面，法律事实，虽然它可以产生法律关系，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客观法。例如，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拾得遗失物、先占。
[33]这种实践效力的基础在于，其他社会准则，尤其是道德规范所赋予的强制。[69]拉德布鲁赫，见前注[31]，页146。[55]申言之，通说的作者们均从功能的角度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实现私人自治的行为：虽然这不同于主观论从定义的角度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但关于法律行为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其实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合同必须得到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并不是具体法律制度才提出的一种要求，而是渊源于道德，因为约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道德行为是具有约束力的。
实际上，不论是在主观权利那里，还是在法律行为理论那里，甚至还要包括（意思自决的静态表现的）所有权理论那里，意志论或私人自治被各种客观化理论从规范层面驱逐到了实践层面。在这种论调之下，私人自治也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
[37]其中，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从一个完整的法条出发，并将之分为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部分，如果构成要件在具体的生活关系中获得实现，那么，就应对该生活关系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所以，当实在法介人这种私人意志行为时，会遵循规范的逻辑以及实在法确定的价值，而经常对之作出与当事人意思不同的理解。
[46]然而，凯尔森的理论应是受到了一种实质悲观主义的哲学方法的影响，在立法授权与国家意志的强制授予的观念中，它要求私人依国家意志善良行事，否则，应通过强制执行来贯彻这种国家意志的具体化。与之相应，外在的限制与义务惟有经过个人意志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均属不法。所以，如果个人在民事交往中必须先获得法律授权才能缔结契约、立遗嘱，显然不切实际。即实质性承认意味着，应当解释主观法律行为在规范世界中的规范意义。[67]而这种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即客观法律行为，必须通过法官的实质性承认或旨在探求规范意义的解释方可获得。例如，对于根据无名合同产生的履行请求权来说，实在法根本就未规定该合同的效果。
因此，对于实在法而言，意志并不是效力的法律原因，或者，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1]其中，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着整个欧洲法律史，但实际上如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几乎毫无意义。
[54]因此，这种承认理论，巧妙地通过赋予承认一种非实质的价值，将经实在法承认的法律行为等同于承认之前的意志行为。③后期的客观论则希望既尊重私人自治，也希望维护实在法价值体系的统一，从不同角度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使法律行为获得来自实在法赋予的合法性。
[41]凯尔森根据其不同层级的规范创制理论认为，下位法律规范均是根据上位法律规范的授权而创制。当这种利益安排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实在法应从法律层面赋予当事人一种规范性救济手段。
[25]例如，从康德的道德戒律出发，人应通过自己的自然能力认识理性并符合理性的行为，并以此达到伦理上的善。[49]综上，实践中情形毋宁是，当事人通过意志行为—尽管不能像主观论者说的那样直接产生法律效力—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安排。但大体而言，主观论者所信奉的均是古典自由主义，希望通过个人与国家的二分，坚守个人意志在私人自治中的作用，并以此强调法律行为的伦理基础。[70]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33.[71]对此可参见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化——客观权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五、结语就法律行为制度而言，各家学说的争论，从来都是围绕着个人自由与法律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然而，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种脱离实在法以及法律实践的理论幻想。
[64]拉伦茨也认为情况应是如此，义务的发生不是始于：法律针对此等构成要件赋予此等法效果，毋宁来自‘有效的债权契约本身，前提是：该当法秩序原则上认可这一类契约，质言之，在‘私法自治的前提及界限内，买受人负给付约定的买卖价金之义务，因为他在一个‘买卖契约的法律行动中，使自己承担此项义务。因此，应区分实践领域经私人自治而形成的主观法律行为与规范领域经他律而形成的客观法律行为。
[28]基于这种考虑，尽管温德沙伊德仍强调当事人意思的重要性，但他通过推定理论还强调行为意志的社会作用（或社会限制），认为法律行为同时包括那些未被意思表示所明确规定的内容。[19]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萨维尼的理论是矛盾的。
[42]根据这种法律创制理论，在私法授权之下，私人根据上位法的意志可以进行个别规范的创制。[33]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36.[34]拉伦茨，见前注[14]，页55。然而，对于旨在完成其社会、经济使命的私法而言，它旨在实现规范层面的裁判正义，而无须对个人发布如何行为的命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法学研究，旨在建立如潘德克顿法学在私法学领域所取得的那种体系性理论成果。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意思未被表达出来并为对方所知悉，合同也不存在。[6]首先，在萨维尼看来，近代的那些自然法典编纂所依据的法学理论都片面强调普适性，而忽视了法学所应具有的历史性，即历史法学并非将法理解成历史，法学毋宁才是‘历史性的。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说明书几乎照搬了—通过普赫塔、温德沙伊德等传述的—萨维尼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38]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55.[39]薛军，见前注[4]，页42-44。
[2]此外，意思主义或表示主义专注于法律行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行为人想说什么或表达了什么）的问题，这种争论还使得学说经常忽略了第二组问题。首先，黄茂荣在谈到合同的规范性时认为，出卖人之所以能向买受人请求支付价金，并非基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67条的规定买受人对于出卖人有交付约定价金……之义务，而是基于作为个别规范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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